1938年10月，在武汉失守之后，蒋介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体国民书》，第一次对外正式宣布：“今后作战区域将主要放在山岳与乡村。”（见《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第301页）
同年11月，蒋介石制定第二期抗战总方针，正式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第二期抗战之要旨》）
12月，蒋介石在《告各战区将领书》中写道：“敌后游击，为我抗战命脉所系。”（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档案，档号：002-070100-00045-078）
1940 年 1 月 15 日，蒋介石给阎锡山、卫立煌、朱绍良等将领发出密电：“此后作战，应以山岳地带与广大乡村为根据，力避与敌作正面决战；须多用游击战术，扰袭敌后，积小胜为大胜。”（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蒋介石密电档案）
多年以后，中国台湾省学者、中正大学历史系主任杨维真在其撰写的《抗战时期蒋委员长手札辑要》一文中对蒋介石的这些言论进行总结，认为彼时蒋介石已经将抗日战争的重心从正面转向敌后。
展开剩余88%既然连国军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都承认抗日战争的重心为敌后，为何如今还有这么多人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而争论不休呢？
这主要还是大家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比较模糊，今天我就从多个方面来为大家解读一下，为何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是正面战场？
一、中流砥柱的硬性标准
中流砥柱原指在黄河急流中屹立不倒的砥柱山，后来引申为在动荡环境中起到支柱作用的个人或者集体。
毛主席曾多次在讲话和著作中使用“中流砥柱”一词，他认为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牵制和消耗了日寇的大量兵力，才令日寇不能更进一步，从而把他们拖入了持久战之中。（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同时，毛主席指出，我党通过实际行动坚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积极动员人民群众与日寇作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得日寇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见河北省档案馆藏《双十纲领》）
最后，毛主席还强调，我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是积极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每次都是主动出击破坏敌人铁路、埋伏敌人运输车队、拔除敌人据点。而正面战场一味采取防御政策，态度是消极被动的。（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新四军战况报告书》）
从毛主席的这些伟大论断之中，我们就可以得出中流砥柱的三大硬性标准：
（一）战略牵制
中流砥柱的作用并不是单纯看牺牲有多大，而是要看能否令日寇不再大规模进攻，能否令日寇不再随心所欲地用兵，敌后战场很明确地做到了这一点。
比如在百团大战发起后，日寇不得不从正面战场抽调大量兵力，以应对八路军的大规模破袭战，正面战场从而压力骤降。蒋介石后来致电朱德，盛赞八路军这一仗打得好，同时令各个战区“效法华北”。（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二）团结民心
抗日战争并不是只属于军队的战争，而是全民族团结一致保卫家园的战争。能不能把更多中国人动员加入到抗战当中，这是作为中流砥柱的关键。
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牺牲巨大，这确实可歌可泣。但是其兵源主要来自于抓壮丁，政权与基层严重脱节，令人民群众难以形成自主性。甚至有些部队还四处盘剥百姓，令本来就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更雪上加霜。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军的汤恩伯部，当时河南人民将“水旱蝗汤”称为四大灾害，既水灾、旱灾、蝗灾和汤灾。什么是汤灾，就是指汤恩伯所部。
美国记者白修德就曾这样报道过：“农民们用独轮车给八路军送粮食，却用锄头去袭击汤恩伯的部队。”（见白修德原著《中国的惊雷》）
（三）主动进攻并取胜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有大量主动进攻并取胜的战例，比如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雁门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车桥战役等。
但是正面战场却基本上都是防御作战，唯一的一场主动进攻并取胜的战役是在1939年底，当时国军发起冬季攻势，杜聿明所部在昆仑关获得大捷。台儿庄大捷、湘西会战虽然也获得了胜利，但是为防御作战，缺乏主动性。（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陆军总司令部湘西会战经过概要》）
二、重心转移的分水岭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国军主力退守大西南，日寇战线拉长，无力继续进犯，抗日战争就此进入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的关键并不在于武器装备，而在于后勤。八路军、新四军牢牢抓住机会，在日寇的运输线上频繁出击，令日寇不得不派遣重兵防御铁路、公路。
但是，在铁路、公路沿线，日寇能完全控制的土地仅有5%，剩余95%的土地上都活跃着大量的游击队。（见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1944年华北报告》）
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地区的东江游击队、海南地区的琼崖游击队持续不断地破袭铁路、埋伏敌运输队，从而在敌后形成了多点开花的局面。日寇防住了这个点，就防不住那个点，而只要有一个点被攻破，他们的整条运输线就会瘫痪数周甚至数月。
在这种顾此失彼的作战形势下，日寇不得不把兵力不断向敌后战场调，但是因为运输线的漫长，他们的兵力被撕扯得极为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压制力。
根据日寇军部的统计，1939年时，日寇将在华兵力（不含东北）的60%都用于了敌后战场，至1943年时提高到了近70%！（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藏《华北治安战》）
三、令日寇“以战养战”的计划破产
战争是一件非常耗钱的事情，日寇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仅靠自己的国内财政是完全不足以支撑的。据统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用的财政，有60%都是来自中国的沦陷区。（见日本大藏省官方财政史《昭和财政史》第 6 卷）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敌后战场的作用才会被突显出来，因为正面战场是无法遏制沦陷区给前线“输血”的，但是敌后战场却能做到。
比如百团大战时期，八路军不断破袭铁路，令华北的运力直接降低了70%。日寇本来能用于支援前线的财力，不得不用来修复铁路。但是，日寇的修复速度远远比不上八路军的破坏速度，这相当于在给日寇的财政不断“放血”！（ 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藏《华北治安战》）
除了运力，矿产也是支撑日寇财政的重要一项。比如井陉煤矿原来的产煤量为每年120万吨，但是由于八路军的不断袭击，到1942年时降为年产量20万吨，而龙烟铁矿更是在被我军炸毁后彻底停产，再也没被修复。（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藏《华北治安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龙烟铁矿株式会社业务月报》）
相较于运力和矿产，粮食更是日寇支持战争的重中之重，但是由于八路军的坚持抵抗，令日寇的征粮计划受到极大的阻挠。比如1942年麦收时，日寇计划在冀中平原征粮40万吨，但是最后仅收上来4万吨。（见北京市档案馆藏《日本统制华北食粮要纲》）
这些敌后战场的行动，都直接减少了日寇的财政收入，令其“以战养战”的计划破产，从而加速了日寇的落败。
四、敌后战场的代表战役
194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纳粹德国正横扫欧洲，日寇则扶持汪精卫成立“汪伪”政府，并在华北以“囚笼政策”疯狂压迫八路军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上下一片悲观。
但是，就在那年夏天，彭德怀以一声号令向世界宣告：“中国人还没有放弃！”
之后，八路军集结起105个团的兵力，向日寇发起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
三个月内，敌后战场烽烟四起，我军共作战1824次，歼灭日寇2.06万人、伪军5200人，破坏铁路474 公里、公路 1500 公里、桥梁 213 座、隧道 11 处，拔除据点 293 个、碉堡 560 余座，缴获火炮 53 门、长短枪 5800 余支、轻重机枪 200 多挺……
在八路军强大的攻势下，日寇不得不从正面战场的24个军中各抽调一个旅团，紧急调往华北，令正面战场压力骤减。
八路军这一战不仅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还坚定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团结了人民群众，引发了“百团参军潮”。据统计，在百团大战期间，共有9万新兵火线入伍，其中三分之一来自边区的人民群众，其余来自游击队、民兵及其他地方武装。（见《百团大战战绩公报》）
百团大战被毛主席誉为是“敌后战场最光辉的一页”，历史学家们将这场战役视作“敌后战场为中流砥柱的集中体现”。（见毛主席亲审《致朱彭总副司令电》、《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2 卷第 12 期）
五、再谈蒋介石言论
除了本文开头举例的那些蒋介石言论，他还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没有华北游击战，山西早亡；没有山西，陕西亦危。”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速记录》）
1940年12月，当军令部给蒋介石汇报“百团大战”战果时，蒋介石批示：“敌后苦撑，功在民族。” （见中央档案馆藏《百团大战档案》）
1942年3月，蒋介石给各战区手谕道：“敌后游击，为我抗战命脉所系，任何部队不得歧视。”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委员长手令》原件）
将蒋介石的这些话综合在一起，足可以见他对敌后战场的重视。所以说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并不是后人所书，而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确定了的！
六、总结
如果说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一块坚实的盾牌，那么敌后战场就是一把捅入日寇后背的尖刀。正是在这把尖刀的作用下，日寇才难以攻破正面这块盾牌，最后死在了尖刀之下。
蒋介石在评价百团大战时的那句“敌后苦撑，功在民族”并不是简单的客套话，而是在切实感受到敌后战场的重要性后，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同时，还有一点值得强调。我们将敌后战场视为中流砥柱，不仅仅是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因为敌后战场积极发动了群众，令人民都参与到了抗战之中来，其代表了中国的亿万劳动人民！
抗日战争的胜利本来就属于人民，而敌后战场代表了人民，因此这中流砥柱的称号自然是要冠在敌后战场之上。
注：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国内外权威档案馆及权威书籍，已在文中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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